引言

对于殖民者政府的态度，塞兰坡差会认为，“尊重公职人员是他们理所当然的义务，而且无论是受到迫害还是受到保护，他们都要绝对的顺从。”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为此，塞兰坡差会从一开始就与东印度公司发展较好的非官方关系。通过凯瑞作为威廉堡学院教授的这一纽带，塞兰坡差会一直与东印度公司维持较好的半官方合作关系。

与此同时，东印度公司也充分利用塞兰坡差会印刷所开展官方文书翻译和印刷等工作。除将《圣经》翻译成中文外，马士曼还将中文经典文献《孔子论著》翻译成英文，成为第一本由中文直接翻译成英文的《论语》。

首先，凯瑞本人接受布朗的推荐，成为威廉堡学院的教师，是双方第一次实质性的交往。尽管凯瑞曾有过犹豫，最终还是欣然接受了这一教职。因为，在他看来，这一工作将有助于开展塞兰坡的计划一使他们更好地印刷孟加拉语《新约圣经》以及其他可以向威廉堡学院推荐的图书，并最终将这些图书散发至各地。

与此同时，这一教职使他有机会在加尔各答地区布道，并充分接触学院聘请的值得尊重的印度学者。在凯瑞的指导下，印度学者作为差会的协理译者,协助塞兰坡差会将《圣经》翻译成为印度各种语文。

”实际上,在莫宁顿伯爵担任印度总督期间，塞兰坡传教士的确没有受到殖民政府的侵扰，而他们的布道当然也不限于丹麦殖民地一塞兰坡。1800年，莫宁顿伯爵曾私下表示，“他是那些试图皈依他人为基督徒的人的好朋友”。

后来，他也曾表达过，“对...浸礼会的翻译工作，是怀有善意的，他坚信基督教将最终在南亚地区盛行，尽管他本人以官方的身份不能做也不会做任何有助于‘这一事业的’的工作，也不会允许公司其他雇员以官方的身份这样做。”不过，他们聘请威廉·凯瑞为威廉堡学院的教授，支付工资并订阅浸礼会的出版物是不争的事实。

可见，凯瑞作为威廉堡学院的教师本身虽是一种教育活动，但是塞兰坡差会允许其担任这一职务具有多重的使命:

一是通过担任教职缓解塞兰坡差会最初拮据的经济状况，二是通过威廉堡学院这个由东印度公司建立的教育机构，与东印度公司的总督和专职教牧等保持良好的关系直到1831年，凯瑞作为威廉堡学院的教师这一安排和角色一直是塞兰坡差会与东印度公司的交往的重要纽带。

1834年，英国在印度行政机构正式通知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凯瑞去世的消息，虽没有提及他作为传教士的身份，但他们为他争取了一份佣金以帮助他的第三任妻子。

在文书中，他们赞扬了他“长久以来作为威廉堡学院教授的胜任其职”，他“了不起的文学成就”以及他“所从事和完成的了不起的工作”。”要知道，马礼逊为东印度公司服务二十多年后，公司仍然视他为临时人员，不能像公司里的其他同事可以享受退休金。

随着莫宁顿伯爵的离任，巴洛爵士对塞兰坡差会的态度延续了莫宁顿伯爵的个人倾向。但是1806年的兵变，在英国和印度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和高度的警觉。“虽然浸礼会学者认为，这次兵变与塞兰坡差会毫无关系，因为“没有任何浸礼会传教士进入迈索尔或接近印度斯坦地区”,但是不少人还是认为浸礼会要为此负责。

塞兰坡差会很快感受到了压力。刚刚抵达印度的浸礼会传教士蔡特和罗宾逊被迫要离开印度,这是浸礼会自1802年以来首次有传教士被东印度公司驱逐。“巴洛爵士告知凯瑞，浸礼会传教士不得“布道、散发书籍(圣经)或小册，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传教,也不允许印度本地皈依者进入英属印度布道,以免引起本地人的偏见吧。

为此，塞兰坡传教士们一方面小心翼翼地维护与东印度公司的关系，另一方面请求英国方面的浸礼会总部联合格兰特和威尔伯福斯等人一起推动施行在印度自由传教的政策。从1806年至1813年，双方的关系变得低调而务实。

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塞兰坡印刷所和造纸厂在印度乃至整个远东地区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为此，双方虽然处于“冷战”的状态，但仍然在印刷方面进行了商业合作。比如，东印度公司在1811年将马礼逊编著的《汉语语法》手稿交由总督府，在加尔各答付印。

“而所谓“威廉堡学院印刷”的意思其实就是指东印度公司以威廉堡学院的名义，请塞兰坡印刷所承印的。而马士曼和凯瑞两人自然首先看到了这一语法书，便有意购买四本，留作差会图书馆的图书。除此之外，塞兰坡印刷所出版的印度本地语言，如孟加拉语、梵语等语法书和字典也成为威廉堡学院的重要图书资源。

1817年成立的加尔各答教科书协会也将大部分教科书交由塞兰坡差会付印。约翰·马尔科姆就曾明确表示，“印刷所主要就是由这个学院支持的。”除了印刷出版外，东印度公司主要还通过购置塞兰坡造纸厂的纸张、采购塞兰坡差会的期刊报纸(如《路标》)、学校教科书等方式开展合作与往来。

结言

换言之，传教士对于本地语言和文化研究,包括利用东西方知识改善传教手段,间接地为殖民者们提供了了解中印两国，更好地掌握中印两国的历史文化等信息的便利。